最新的经济会议指出：要发挥企业和企业家能动性，营造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，让国企敢干、民企敢闯、外企敢投。

如何看这三个敢？国企有资源有人才，却往往缺乏“大干”的积极性，因为激励机制有很大约束，害怕犯政治错误。民企什么都缺，靠有限的资源积聚实力，想要做大做强只能尝试新方法，很容易触及各种边界，一不留神就被监管。外企当前受政治风向影响越来越大，都在努力“又白又专”，自己有鬼，自然也担心卷入政治性报复。因此三个“敢”都是在对症下药，要让三类企业尽可能打消顾虑。

在这三类企业属性中，国企是稳定大局的根基，外企则是市场、技术、政治的纽带，而民企才是活性因子，是经济增长、技术突破的最大变数！

先看一个城市样本，看看民企是怎么发展的

这是一座长三角的地级市，之前为县级市，上世纪九十年代升级为地级市。八十年代时，市里主要就两个较大的企业，A是当地乃至周边的龙头企业，B是部属企业，两家都是国营，都是做机电产品，当地人都以进这两家企业为荣，两家企业的职工退休后子女能顶替入岗。

两家企业的绝大多数职工都是本地人，技术人员中则有相当一部分是外地人，因为当时大学毕业生都是国家包分配，让你去哪就要去哪，否则得不到国家编制。

市区里的人多数都在工厂，大多都住在工厂的员工宿舍楼，一户三四十平米，甚至更小，挤上一家四五口人，这是常态。

到了八十年代后期，市里崛起了一家集体企业C，生产家电，规模不只超过了A，还在全国都很知名。C尽管不算是民企，但具备了很多民企的特点——一把手很牛，靠市场竞争胜出，内部制度不像国企那么僵化，引入了大量外地人才。

为了安顿好外来人才，C建了很多宿舍楼，具备了居民小区的雏形，员工的居住条件有了很大改善。但除此之外，市里还没有开始开发商品楼。

除了这三家企业，其他企业规模都很小，很多都是集体企业，真正的民企很少。不过随着这三家企业的发展壮大，带动了很多供应商和经销商，其中多数都是民企。

九十年代后期，A破产清算，两三千人丢了饭碗，在政府协调下，少部分人去了C，其他人则走向了社会。同时期爆发的下岗潮，把更多人推向了自谋职业的道路。一时间，个体户、小加工厂、贸易公司猛增，多个小商品城也人满为患，很多人不再有国企身份。

进入新世纪后，整体经济好转，市里的商业逐渐繁荣起来，解决了不少就业。接着各路房产开发商冒了出来，商品房小区随处可见，小区周边的商铺也跟着发展起来。很快原先的国企宿舍楼就所剩无几了，被拆迁后建成了商品房。

C企业在经历了无数风光后，由于盲目多元化，没能熬过新世纪的头十年。但这时的社会就业已今非昔比，出来的员工很快就能找到新的出路，所以并没有引起像当年A破产所产生的震动。

再后来，各种企业业态就非常丰富了，有产业园区、旅游、居民服务、电商工厂、商业广场等等，几乎清一色的都是民营。有没有大点的民企呢？有，都是制造企业，而且都在产业园区里。

中国民企发展的几次浪潮

上面这座城市很具有代表性，但由于少了成规模的外向型经济，所以代表得不够全面。真要看民企的发展，就必须放眼全国。

民企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成规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不是太认可年是民企元年的说法，那只是制度层面的企业属性的确立。我所理解的民企，主要指一个牛人或一个小团队，在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白手起家，靠市场竞争获得发展。因此在民营经济被正式提出前，为数众多的乡镇企业其实都可以算作民企，包括挂靠在国企但自食其力的企业。当然也包括出于资本运作的考虑，看起来属于外企或合资，但具备民企特点的企业。

1、先看80年代

改革开放后，尽管非公有经济逐步放开，但大多数资源都在国企手上，大学生包分配也是去的国企，各类市场也都没有上规模。但既然国家让做，就涌现出许多牛人，一穷二白地往前闯，能走一步是一步。

80年代国内生活水平还很低，生活物资要限量供应，消费品市场规模很有限。各地大企业都集中在重工、军工（或军工配套）、服装纺织、食品等，那时民企很难涉足其中。

家电是个例外，因为国企也没什么基础，大家起跑线差不多。当时家电属于奢侈品，比如年时国内冰箱产量只有40万台。比较有代表性的，美的成立于年，80年代开始生产家电，乡镇企业；容声成立于年，乡镇企业；TCL成立于年，尽管有国企背景，但却是与港商合资；康佳成立于年，也是合资企业；海尔成立于年，是集体制企业。

80年代的家庭

以上都是广东企业，内地的家电品牌则多是国企，比如海信、长虹、美菱。值得一提的是美菱，连它在内，当时有9家意大利阿里斯顿合资企业，引进的生产线和冰箱型号都一模一样。海尔则是跟德国的利勃海尔合资，叫琴岛·利勃海尔，外商撤资后改名为海尔。长虹是四川的军工厂，算是军转民成功的企业。

家电行业发展很迅速，到了年，冰箱产量已经到了台。

相比消费品市场，工业品市场相对成熟，但问题在于，大点的国企几乎什么都是自己做，而且不只是产品，甚至是企业办社会。尽管很难插进去，仍然出现了不少勇敢的民企，比如成立于年的万向，成立于年的沙钢，年开始做汽车玻璃的福耀，等等。

还有两个有特色的乡镇企业，大邱庄和华西村，属于村民联合体，也算是民企发展的重要样本（按“民企元年”的定义，这就不属于民企了）。

80年代开始了下海潮，很多体制内的能人走向了商业领域，诞生了很多后来的民企主力军。包括房地产开发（万科）、科技（联想、华为）、电子（德力西），不多列举了。

80年代有很多响亮的民营企业家的名字，比如步鑫生、马胜利、年广久、李书福，他们无一不是胆子很大，凭着满腔热情创出一条致富之路。

总结：80年代出口、房地产、资本市场这三驾马车都尚未成形，民企发展完全是万马奔腾的局面，大家在各自的领域中各显神通，但不可能做大。

2、再看90年代

有几个重要信号。

一是出口。非常巧合的是，年正好是个分水岭，在这一年我国的出口额超过了进口额，实现了贸易顺差。在此之前尽管也有过顺差，但并不持久，并且体量太小。而在年之后，只有年破过金身，实现了长期稳定的顺差，年顺差已超过了4万亿元。外向型企业蓬勃发展，各地大力引入外商投资，带动了纺织、鞋帽、小商品等制造业的发展。

中国历年进出口额

二是房地产。年开始实行商品房政策，到了90年代形成规模市场，强有力地拉动了建材、建筑、开发、装修、家电、集贸等相关行业的发展。更重要的是，形成的“土地经济”成为各地发展的基石；还让许多民企实现了原始积累，进一步投到了其他行业；同时促进了城镇化的进程，培育了庞大的消费市场。成立于年的万通是个标志性企业，他们的业务从海南开始，成长起来六位后来很有分量的民营企业家。

海南房地产泡沫

三是资本市场。年上海、深圳两地的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，随后诞生了“老八股”，让国内企业找到了新的增长方式，也催生了资本市场的发展，让机构、散户有了投资致富的机会。年开始实行统一汇率制，大大促进了外资的进入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

四是国企势弱。90年代国企改制进一步深化，经营不善的国企关停并转，减轻企业办社会的负担，引发了大规模的下岗潮。国企改制一方面给民企留出了更多空白市场，也向民企转移了大量资源；另一方面下岗潮也向民企输送了大量人员。

下岗再就业

五是基础设施和消费市场并驾齐驱。路桥、交通、通信、电子、计算机等领域快速发展，民企在科技、重工、交通工具等领域全面发展，并且出现了一大批上规模的民企，有些甚至成为了行业领头羊。

总结：经济三驾马车成形，民企产生分化，低端小企业继续发展，但他们不再是民企的代表。走向规模化发展的大型民企继续往前闯，甚至走向了世界。这个阶段的民企，具备了做大的条件，是为了做大而闯，是有规划地闯。

3、年后

大家对新世纪的情况都比较了解，就不多说了，只讲几个重点。

一是年入世，外向型经济高速发展，中国制造快速崛起为世界第一，在中低端产品的数量上占据了相当的份额。

二是电商发展，数量庞大的制造企业有了新的发展空间，尤其是在外贸受影响的情况下，电商的爆发式增长维持了企业发展。电商发展还带动了物流行业，几乎是清一色的民企。

三是产生了世界级的民企，比如华为、联想、万科、万达、海尔、美的、三一重工、福耀玻璃等，成为民企发展的标杆，让广大民企看到了做大做强的希望。

四是互联网企业的崛起，在资本的助推下，“大而亏”的模式造就了许多巨无霸企业，垄断了各自的领域，成为重要的市场力量。

五是科技型企业四处开花，同样也是因为资本的推动，各类软硬件、医药企业层出不穷，尽管体量一般，但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推动了二级市场的发展。

六是国企混改持续推进，民企参与到国有资产重组中，以一种新的企业形式参与市场竞争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民企通过这个方式获得了更“有利”的身份。

另外，房地产、基础设施领域“涛声依旧”，尽管在政策影响下有所波动，但并没有真正伤筋动骨，仍然是民企的主战场。

总结：民企成为越来越多领域的领军者，甚至是规则制定者，随着他们成为国内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一方面成为政策制定的参与者，另一方面也受到更多的监管。这些大的民企不能无所顾忌地向前闯，而是要适应如何与国企如何平起平坐地共存。

民企今后怎样才算“敢闯”？

民企发展到今天，早已不再是小型、低端、生存难的代名词。但在新形势下，民企究竟应该是什么定位呢？或者说怎么做才是官方所希望的“敢闯”呢？

这里斗胆谈三点。

1、拥有垄断地位的，要成为“国民企业”。

上市只是成为公众公司，国企、民企中有很多都成为了公众公司，但仍然没能很好地解决共存问题。因为公众公司只是在资本市场上开放，尽管也要发布社会责任报告，却并没有实质性地在社会责任上更进一步。

就拿互联网公司来说，他们所运营的社交平台、电商平台、移动支付、外卖平台、打车平台、快递等，早已成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不应该再将企业利益作为最优先目标。

因此这类垄断企业应成为“国民企业”，尽管不是国企，但也要接受更多监管，要履行更多社会责任。简单说，就是拥有“国家队”的身份和威望，却又有民企的先进生产力。

民企要成为“国民企业”，需要进行很多改造。最重要的是决策机制，要使得企业发展符合政策方向，而不是以个人意志为导向。

从民企改造成“国民企业”，也是“敢闯”的一种体现。

2、致力创新的，要创造真正的价值。

在许多创新的领域，比如芯片、生物医药、新能源车、物联网等，都是民企的天下，因而获得了资本的争相追捧。

创新企业获得了最多的、最开放的政策，理应义无反顾地向前闯。只有技术的商业化获得成功，资本化才能持续。

也正是由于资本的造富诱惑，有些所谓的创新企业其实名不副实，并没有拿得出手的硬实力，却靠包装赢得了资本的助力，甚至还到二级市场上大肆圈钱。

只有让更多真正的创新民企敢闯，才能驱逐那些李鬼。

3、控制规模，向“小专精”方向发展。

能做到垄断、技术创新的企业毕竟只是少数，更多的民企如何闯呢？

民企一直以来有个通病，就是盲目多元化、集团化，以至于最终迷失了方向，没什么核心竞争力。之所以会这样也并不奇怪，因为白手起家的民企都是靠某个机会发家，多数情况下成功都不能复制，因而创始人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机会。

然而敢闯并不是乱闯，民企发展早已过了野蛮生长的阶段，应该采用更稳健的发展方式。更多民企应该定位“小专精”，做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，打造独特的核心竞争力。

总结一下，“敢闯”一直都是民企的法宝，然而以往更多是无奈，是处于不可控的状态。现在再提“敢闯”，应该在企业质量上提升量级，是对持续发展有更多的可控。如此，才能更好地用好政策红利，才能在经济增长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。

【立刻
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aideyishus.com/lkyy/2271.html